打脸:年初鼓吹群体免疫的瑞典,承认“败给疫情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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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典首席传染病专家安德斯·泰格内尔博士曾在2020年初第一波疫情时,在瑞典推广群体免疫,并声称:“最好在比如说12个月后,明年夏天之后,围绕这个问题进行更完整的讨论,那么我想我们可以更公正地判断一些国家(抗击疫情策略)的好坏。

如今到了12月,面对冬季汹涌的疫情,“佛系”抗疫的瑞典终于扛不住了。国家元首承认“败给疫情”,首相呼吁戴起口罩,民众却持续对政府与卫生机构失去信心。就在此时,瑞典人开始琢磨谁该应该为失败负责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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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:为什么在瑞典我们不戴口罩?首都可能在数周内达到群体免疫

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:为什么在瑞典我们不戴口罩?首都可能在数周内达到群体免疫

2020年4月23日新闻

为了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,许多国家对公共生活实施封锁限制措施,包括学校放假、餐馆停业和停止非必要企业活动,但瑞典采取了不同的做法。

据美国《国会山报》报道,瑞典没有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实施严格的社会疏远政策,而是尽可能地保持公共生活自由开放,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人们暴露在可能存活着病毒的环境中,以便在民众中建立免疫力。

瑞典推出了自愿措施,建议老年人和其他特别容易感染病毒的高危人群避免社会接触。政府还建议人们在家工作、经常洗手,避免非必要的旅行。但该国的边境仍然开放,一些学校和许多企业也是如此。目前,这个约1011万人口的国家已经累计确诊16004个新冠肺炎病例,大部分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及其周边地区。

斯德哥尔摩Hornstull购物中心门口 Getty图片社

瑞典公共卫生局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·泰格内尔博士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(CNBC)的采访时说,斯德哥尔摩将在未来几周内实现“群体免疫”。他表示,在斯德哥尔摩周边的大部分地区,新增病例到了一个平稳期,群体免疫的影响已经可以看到,几周后这一影响将更大。

安德斯·泰格内尔博士告诉记者,取样和建模数据显示,斯德哥尔摩20%的人口已经对这种病毒具有免疫力。他说,“尽管抽样(核酸检测人数)越来越多,病例数却在缓慢下降,我们相信这(免疫人群增多)就是原因。”泰格内尔表示,当60%左右的公民被认为具有免疫力时,群体免疫就达到了,这一情况通常是通过接种疫苗实现的。

谁该对抗疫失败负责?瑞典首相、专家都在“甩锅”

谁该对抗疫失败负责?瑞典首相、专家都在“甩锅”

英国《卫报》12月20日报道,瑞典政府抗疫策略的失败显而易见,但从首相、卫生部长到首席医学专家,都摆出一副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架势。有学者认为,最终可能会是由中层的卫生局局长“背锅”。

随着新冠死亡人数不断增高,瑞典开始思考谁应该负责 《卫报》

截至18日,瑞典累计确诊病例367120例,累计死亡7993例。该国疫情自10月以来快速恶化,11月因各种原因死亡总数超过8000人,创1918年流感大流行以来纪录。近期,瑞典各地医院满载、医护出现辞职潮,医疗系统濒临被击穿。

瑞典首相勒文承认政府误判了第二波疫情。但他同时说,追究责任“并不容易”,“很难直接指向具体某一个人说,你应该负责。”

瑞典首相勒文12月18日宣布加强防疫措施,包括呼吁民众戴口罩

被问到是否应就抗疫不力而辞职,瑞典卫生部长雷娜·哈伦格伦顾左右而言他,把话题撇向医疗体系有多么脆弱,反对党上半年也支持政府的做法等,还暗示不应“临阵换将”。

“提出‘是我,是他或者是她(的责任)’很容易,但我们正置身一场疫情之中。试图做出(要求辞职)这种极度轻松的决定,并不能解决问题或者改善养老院护理的状况,我也不知道(是否合适)。”

在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泰格内尔的建议下,瑞典自年初疫情暴发以来就拒绝采取严格封锁措施。即便是欧盟其他国家“封城”后,瑞典依然保持了酒吧、餐馆、学校的开放;同时不顾世界卫生组织建议,拒绝要求在公共场合戴口罩。

而泰格内尔也成为防疫策略“瑞典模式”的代言人,一度几乎每天都受到英国、美国那些支持“群体免疫”主张的媒体采访。不过,最近这类采访频率已经没那么高了。

泰格内尔承认低估了瑞典第二波疫情的规模,但依然坚称目前断言瑞典抗疫策略失败“为时过早”。今年3月,他接受《观察家报》采访时曾被问到,如果防疫工作真的遭遇惨败会怎么做。

《卫报》形容,泰格内尔当时的回答明确暗示,不会由自己一个人“背锅”。

 “我可能看起来像个领头人,但瑞典政府的许多机构是作为一个整体运行的,这不是我每天早上在办公室一个人就能做出的决定。”

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泰格内尔 视频截图

尽管面对不少质疑,瑞典政府的政策一度得到大量民众的信任。一项今年5月初的民调显示,77%的瑞典民众对当局的抗疫策略“高度充满信心”。而瑞典每百万人口平均单日死亡率当时达到全球最高。

这当中,瑞典媒体扮演了为鼓舞公众信心而推波助澜的作用。他们与政府口径保持一致,自觉地抨击那些反对“群体免疫”的专家在“兜售丑闻”、是“瑞典之耻”。

哥德堡大学新闻学教授玛丽娜·格塞蒂认为,这是瑞典媒体面对危机时的典型表现。一个可能的解释是,媒体自身也对瑞典政府的策略抱有极大的信心。

其实早在5月份,瑞典Eskilstuna-Kuriren报就曾刊文揭露瑞典的医院如何拒绝治疗养老院老人。但该报地区主编艾娃·布尔曼称,文章遭到其他瑞典媒体“无视”,没有得到任何转载。“他们可能认为这不是真的。”

直到12月15日,瑞典“新冠事务调查委员会”发布的报告才证实了这篇调查报道的内容,批评瑞典政府在保护养老院老人的问题上“存在严重漏洞”,导致90%的疫情死亡发生在养老院,要求追责。

报告透露,好几个地区的卫生指导文件明确要求,不准为养老院的老人提供任何疾病、伤病的诊疗。这些老人中平均每20个疑似病例只有1人实际见过医生。而一些医生来不及看病历就直接推荐了姑息疗法。

瑞典一处商场近日已拉起警戒线 @澎湃影像

权威民调机构益普索17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,当前瑞典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仅为34%,创本届政府最低纪录。民众对瑞典公共卫生机构的信心也降至52%,对泰格内尔的信任度从10月份的72%降至59%。

瑞典索德托恩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简妮·麦德斯塔姆形容,瑞典的民意“确实变了”,现在社会上对于政府的抗疫政策存在广泛批评,认为“真的失败了”。

麦德斯塔姆与布尔曼都认为,最终必然有人要对此负责(辞职)。而泰格内尔的上司、瑞典公共卫生局局长约翰·卡尔森,可能会“背锅”。

“我认为圣诞节的疫情曲线会更加陡峭,必须要有人辞职,否则将释放出强烈的信号,即我们的社会没人承担责任。”麦德斯塔姆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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